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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起自何时很难说。七九年我到广州一行，亲朋戚友天天在搞关系，走后门，言论开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经济改革的迹象。很穷，饭店没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个城市没有一间新建筑。一九八一年我动笔为英国一家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开放改革的气氛变得浓厚。我喜欢武断地以一九八○为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的开始。
于今回顾，中国的改革有相当明确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八○至邓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邓老之外，这阶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处理经济的赵紫阳与知识分子很喜欢的胡耀邦。第二阶段是邓老南下跟着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镕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泽民、朱镕基与李鹏。第一阶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阶段十一年，长度差不多。分阶段是因为性质很不相同，面对的困难有别。沙石不论，大致上遇到的困难是解决了。考虑到困难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阶段，起于朱老退休及胡、温接掌。这阶段起笔形势大好：人民币的强势使我于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断美国将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几年通缩过去，楼价止跌回升；民工荒开始出现，农民生活的改进明显地高于统计数字；外资引进继续急升，外汇储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进入了世贸，厂家磨拳擦掌。是的，进入这第三阶段，「中国奇迹」是国际话题，而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经济发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时开始受到认同的。
今天说中国的未来，要推断分析的当然是第三阶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变量太多，加上国际政治复杂，要看得准是过于苛求了。我只能在几方面作大略的假设与猜测。可以这样说吧：推测第一阶段的发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写下的推得准；第二阶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镕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间把高通胀化解为零。代价不小，但鬼斧神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间，而身在其中写未来，是活在历史中写历史，不能跳出去再回头看。这样，看未来而希望有一两分准绳，我们要回顾以往的第一与第二阶段，要先理解来龙之势，才敢猜测去脉何方。
从第一阶段说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国是从无到有。我曾经说，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从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微不足道。这样看，中国改革之初的增长率急升不困难。一九八五年初我认为，北京公布的增长率是低估了。那时我调查了几个广东工业区，收入增长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广东，不代表整个中国。
珠三角当时发展得远比长三角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共产时代北京不重视南方，珠三角不多见有规模的垄断国企。这样，外资投入竞争，申请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样过数十重关。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当年杀进去，第一批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关系多多，血本无归是惯例。但当我在八五年比较深入调查时，港商已争取到雇用合同工，关系不多但运气好的，开始赚钱。港商从那时起大量涌进。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发展起来的。工业上，这发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国内地区政府还没有工业园的概念，百鸟归巢，厂房乱七八糟，很有点乱来，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业景观远不及长三角。但长三角的私营或外资工业发展，起于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有珠三角的前车可鉴，长三角策划得好，苏州工业城的马路、街灯、绿化、设计等规模，美国也不容易见到。这方面有很多要说的，到第二阶段才说。
第一阶段起笔是从无到有的开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容易可观，只略为放宽一下就有瞄头。困难是改革产权制度——当时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艰巨的改革工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共产政制，其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定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权利，于是论党龄，在行政、卫技等不同分类每项有几个到十多个级别，工作由政府分派，职工是指国家职工，物品与住所皆用分配制，小量的市场交易皆有价管，排队轮不到要走后门，自由市场不存在。
上述情况的大概众所周知，四海之内破口大骂者无数。但我是个客观学者，知道理想的社会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骂。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几个月后恍然而悟，知道共产政制是怎样的一回事。废除了私有财产——废除了以资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租值消散会发生，人口理应下降。然而，虽然人民公社与文革害死无数人，中国的人口是上升了。这显示着共产政制一定用上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而以等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确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骂的运作或安排，都起于这等级界定权利，大家看不惯。这又回复到八一年我写下对中国的分析，但加了补充：在没有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以等级界定权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种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的法门。问题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过程中，要增加国民收入，是需要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而这些费用是等级界定比资产界定权利高很多。无可置疑，昔日的共产政制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费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为此我频频大声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议，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权力在上头，而等级权利也以上头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会更改这权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对不难理解。我当时看到两个可乘之机。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经济如果增长得够快，等级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权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偿失，享受不会限于家中有一部特权空调机。其二是我开门见山地建议，干脆地以金钱把上头的等级特权买下来。这建议当时在北京有不小回响，反对的声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不难看。
今天回顾，当年在南中国搞起的发展势不可挡，胡应湘拍枱拍凳在广州建成中国大酒店（今天看是个里程碑），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不少干部拿着一些关系本钱跑到工商业去。这些发展的示范，协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间接的，好些等级特权是用金钱买下来。经过朱镕基的反贪污处理，成交价相宜。但当我在九二年见某些高干子弟取之无尽，大叫够了，够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过眼的就破口大骂。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大事，有很大的机会改变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当年见到伦理上不对头的我必问：是换取些什么呀？换得过吗？
Make money just for beter living.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